【转载】每个公民都应勇做“揭黑者”----王克勤

孔亮

  【转载】每个公民都应勇做“揭黑者”----王克勤
王克勤：每个公民都应勇做“揭黑者”(图)
                         2011-01-03 18:30:18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人物简介】
王克勤，1964年生，现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调查报道部主任。被业界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代表作有《河北大学校园“飙车案”调查》、《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等。2010年，他因《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再度引发高度关注。
  【先驱语录】

这个社会给普通人发声的机会太少了。正因为这样，我努力让无声的人有声

得罪黑恶势力，王克勤代价惨重，他一度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因为有人出价500万元人民币要买他的人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46岁的王克勤坐在办公室里，穿着一件普蓝色的西服。电话铃响了，他一边抓起电话，一边习惯性地准备好笔和纸。
“你是哪里？”、“有什么事？”……王克勤工整地记下来电的时间、地点和诉求。末了，电话那头的拆迁户问，可不可以前来采访？“请你理解。”王克勤一点点解释着报社的流程，安慰说，不是每件事他都能报道。
他自嘲自己的办公室为“信访局”。每天，这位全中国最知名的“揭黑记者”总会收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举报快递、陌生电话，还有若干“上访”邮件。在他的办公桌上，还分门别类地堆积着厚厚的举报材料。当然，其中也包括有关引发今年轩然大波的公共安全事件“山西问题疫苗”的举证。
媒体说，公众信任他，源于“他就像新闻界的‘核潜艇’一样，默默潜航，是为了揭示那些巨大的水下冰山”。而王克勤自己解释说，他这么做只是在履行职责。
曾经也是“上访者”
“你对每个举报人都有耐心吗？”
“对，我都耐心细致。这几年，我遇到各种各样的上访者，曾经有一个河北的上访户怀疑医院害了她父亲，她过来找我说，‘你必须对我负责’。我说，这件事不属于我们的选题范围，记者能不能报道不是由记者说了算的，得审查批准。于是，她在我办公室坐了一天，我不能赶她，但我帮不了她，这是很煎熬的事。”
王克勤向《国际先驱导报》谈“信仰”时用了一个通俗的解释。他说，主要是自己“心太软”，见不得别人受难，看到了，就会心有不忍。于是，只好自己尽力所能及之事，从而“得内心之自在”。
回及溯往，也是这份“良心”让他从当年一个坚定的宣传干事蜕变为了今日人道主义的坚守者。
在甘肃省永登县长大的王克勤早期曾担任兰州市委机关宣传科的宣传干事。1989年，进入甘肃经济日报后，“主要也是做宣传报道”，那时，他与大多数记者一样以采访省长、省委书记为荣。但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和省长对话、见面。相反，他最常处理的，是群众的来信来访。王克勤出身农村家庭，“也许是一种天然的认同”，逐渐，他从一个宣传报道者变成了朴素的为民请愿者。期间，他勤勤恳恳，但默默无闻。直到12年后，他以调查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一夜成名，但也是在这一年，他的价值体系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颠覆。
王克勤的成名作，在当时的证券业引发了大地震；随后，他又推出《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因上述报道而锒铛入狱的黑恶分子多达160多人。然而，得罪黑恶势力，王克勤代价惨重，他一度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因为有人出价500万元人民币要买他的人头。
“那时，我的个人处境非常糟糕，生活惶惶不可终日。”王克勤回忆道，“得罪了甘肃省领导，人家成立专案组要把我送到监狱。他们到处查我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甚至说哪个老百姓给我杀过羊、杀过鸡，把这些都作为我在农村违法违规的记录。事实上，我看着当地贫困的家庭，还掏钱给乡亲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真正让王克勤感到无助的，是2001年11月，他被原所在单位无辜开除公职。一个获得业内声誉的优秀记者转眼间成了“无业游民”。“我感到很委屈。”王克勤想不通，自己给党和国家做事，怎么能这样被组织上开除？
此后，他也成了一个“上访户”，他到处找人，但领导都躲着他，平时来往的同学也对他避而不见。“我那时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就在王克勤将彻底绝望时，甘肃信访局的一杯水“救”了他。一位女处长接待了王克勤，亲自给他倒了一杯水。“我当时想，还有人把我当人待，还有人给我人的尊重。所以，我现在经常讲，把每个人当人看、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报道不严谨，肯定进监狱”
逆境中的王克勤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无法解决，这让我把自己和国家的苦难联系了起来。”
2001年底，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得知王克勤的处境后，协助恢复其公职，调入旗下的《中国经济时报》，王克勤有了新战场。
在这里，他接触到不同思想领域的同事、学者，观点的交锋对王克勤启蒙很大。2002年之后，他的反思有了初解，他将自己定位为推动社会制度完善的改良者。“我把制度的改良和完善当作我的首选，我的报道也希望如此。”
由此，王克勤完成了他媒体生涯的第一次转变，也是他从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
通过新平台，王克勤又先后发表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调查》、《山西煤窑真相调查》、《四川绵竹中行大楼“512”垮塌真相调查》等轰动全国的“揭黑”报道。有人因此赞叹，他“一个人就像一支军队，笔下有千军万马，有惊涛骇浪”。
但一年里大多数时间，王克勤的生活并不那么充满成就感。事实上，他都在艰难地取证、委婉地回绝一些“上访者”的要求、自己默默地体味调查报道的重重压力。
《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于今年3月推出。为了这篇报道，王克勤潜心半年调研，他买了病毒学、变态反应学等书籍，一一读下来。“我不想当专家，也当不成专家，只是希望自己在采访写作时不要犯常识性错误。我就是一个笨记者。”
《国际先驱导报》：“揭黑”报道的关键是不是要做十分扎实的功课？
王克勤：很多记者拣一个事报道一个，就像拣炸弹拣一个扔一个。我认为靠一个事实不能解构一种社会现象，需要很多事联系起来。我捡到炸弹后，是放在弹药库，然后加工成一个核武器，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点燃，这就像是点燃一颗集束炸弹。
疫苗事件后，有些地方官员看到我的调查笔录，他们无话可说。骂一个人流氓不是本事，证明一个人是流氓才是本事，情绪是没有力量的，证据才最有力。
我想如果当时报道不严谨，我肯定会进监狱。我们报纸上的标题是“近百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如果是“近百孩子接种疫苗致死致残”，我肯定进监狱。
用报道捍卫公民尊严
“揭黑”愈深，风险愈高；而风险愈高，阻力愈强。作为中国调查记者中可能年龄最大的一位，王克勤迄今已在“揭黑”战线上奋斗20多年。不仅是因为他内心的那份“柔软”，更有他对公民尊严的坚持。
王克勤对这样一副情景印象深刻：2001年，他在甘肃采访。当他徒步行走在山间的羊肠小道上时，拐弯的小道上总会冒出一个农妇或老大爷，用颤抖的双手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状纸”，请求记者“主持公道”；只要他走进一户农家的庭院里，就不断有乡亲们陆续拥进来，无论在低矮的小屋里，还是狭小的庭院内，甚至墙头屋顶，都挤满了来“告状”的乡亲们。老百姓心中的屈辱，让他的心沉甸甸的。
而9年后，他同时看到，“被死亡”、“被殴打”……事关尊严的屈辱故事还在以更新的方式上演。他的笔，停不下来：“这个社会给普通人发声的机会太少了。正因为这样，我努力让无声的人有声。”
2005年时，王克勤自言完成了人生最大的转变。他成为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坚守者：任何时候的出发点，是考量每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权利和尊严；所有不利于每个个体生命权利的政策，都需要他去解构，通过报道来完善。
这一次转身后，王克勤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记者不是律师，记者并不为具体的某个当事人服务，而只对事实与真相负责。
Q：调查记者接触的黑幕比较多，有时即便报道出真相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当事人面临的问题或遭遇，这种情况下你如何面对？
A：任何一个真正的调查报道，其诉求有三个层次的：微观上，可以影响改变当事人的权利状况；中观上，可以改变一些政策与制度，完善之、进步之；宏观上，只要是真实准确的调查报道，首先可以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接着正是因为报告了大量的真相，才让公众更清楚地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从而起到启蒙公众的作用。不是所有报道都能够产生第一层面的作用，甚至第二层面的作用也产生不了。但是，只要你做的是对真相的报道，即能够产生第三层面的作用。因此，请记住，真相与事实就是记者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也是记者的尊严与力量之所在。
很多人看到微观和中观层面无法改变，就会感到悲观绝望。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很多人说我是看到的黑幕多了。正因为看到黑幕多，我才从黑幕中发现问题。大量黑幕的出现，说明中国老百姓的权利意识觉醒了。过去我们没有这样的权利意识，不敢去抗衡。我们需要乐观但要谨慎，社会转型时代，我们要乐观谨慎地前行。
中国调查记者的黄金时代
Q：你曾说过，自己现在的年龄是调查记者的黄金时期，那么现在是否也是中国调查报道的黄金时期？
A：是的，21世纪的中国是调查记者的天堂，不仅是中国调查记者，也是全球调查记者的天堂。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全民媒体时代，即新媒体时代。每一个人都因为网络而成为新闻消费者、报道者、意见表达者，同时也成为监督者。
王克勤用“前无古人，几乎后无来者”来描述当下社会环境。他说，一方面，有写不完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随着开放与人类技术的进步，中国正在走向文明与开明，这为调查和监督报道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
他相信，在每个公民都是“揭黑者”的时代，中国会有更多更出色的调查记者出现。而他，正在自己奋斗的领域亲眼见证。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