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维权抗争”？消解“怨气”要有新思维

法海初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维权抗争”的概念开始盛行。顾名思义，这种抗争的发生是因为权利受到了侵犯，利益受到了侵害。但是，大家都强调维权抗争，就容易在权利侵害与抗争之间、在利益算计与抗争之间建立起直线的关系。我觉得这种解释是有问题的。　　有时候，农民可能会为50块钱上访，但是他却为上访花了1000块钱，甚至他一生的命运都被改变了。如果纯粹从直接的利益算计来说，这种行为选择很难讲得通。很多时候农民上访，并非直接按照利益的指引。在相当多的情形中，与被压抑的情绪、被伤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关，这就使我注意到“气”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是中国人的日常用语———我们常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 　　我把“气”当做主题词，一方面是想纠正那种过于强调利益、权利和抗争之间直线关系的做法，呈现更为复杂的动因与机制；另一方面，我也想尝试用这个概念来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 　　抗争有一个特点，即刚开始的争执可能出于一个偶然发生的小事情，但一旦开始上访，往往就走向了不归之路，欲罢不能。我发现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基层政府的反应。 　　当然，我们不要简单地把基层官员看成道德意义上的坏人。许多时候，他们的打压也有体制结构的因素。比如，对乡政府来说，责、权、利是非常不平衡的，他们的权力很小，资源很少，自身的合法利益很少，但他们担负的责任却过重。上级总是严令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但基层又缺乏真正解决问题的资源和能力。 　　但一些基层政府的打压所起的效果常常适得其反。农民最初基于利益而上访时，事情远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恰恰是打压侵害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他们不得不为反抗对他们的整治而抗争，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和尊严而抗争。这样一来，焦点就从物质利益的冲突转向了人格的冲突与情绪的对抗，抗争由此获得了持续的、坚决的动力。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在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农民时就发现，中国人的特点是遇事一般先退。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如此，他们比较怕政府，一般是先往后退。但是总有一天到了退无可退的时候，到了你欺人太甚、我再也无法忍受的底线的时候“气”就会喷薄而出。 　　这时事情已经变成人格冲突了。这种人格冲突的持久性和激烈性是很高的。按照社会学的划分，社会冲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性冲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标的冲突；另一种是非现实性冲突，即释放紧张情绪的冲突。气的爆发更像非现实冲突。 　　缓解乡村社会稳定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政府要消除不稳定幻象，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为什么基层政府要打压？这个压力其实是上面一级一级传递下来的，其认识前提是，哪级政府如果不做好维稳工作，其政绩就会被一票否决。 　　其实，我们应该区分社会不稳定问题和政治不稳定问题。尽管目前的抗争的发生和持续是基于气，但气本身不是不可以纾解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调和的，抗争行动的后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第二个方面，要从根本上缓解维稳工作的压力，不要把所有的重压都放到基层去，不要动不动就来一个信访排名，来一个一票否决，使得下面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却又承担着无限责任，最后只能采取高压手段来应急。 　　要形成一个很好的氛围，无论是在上级政府之间，还是在政府与群众之间，在解决问题时都应更加从容，更加宽松，更加理性。 　　第三，要破除僵硬的维稳机制，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方式。包括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新模式，等等。 　　主动权实际上是在政府手中，关键看政府怎么形成一个良好的维稳氛围，怎么形成一个对现在稳定形势的理性判断，怎么引导群众走上相信法治的道路。只有把问题从人格冲突层面的斗争带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才能形成一个谈判解决、就事论事的氛围机制。 　　(作者应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摘编自昨天《新京报》，采写记者张弘)